屈原的生平是什么
屈原生平：出生屈原的出生日期，自古以来有很多人研究，一直到解放后考古文物的出土才定为公元前340年。研究屈原生辰，主要是根据《离骚》中的两句："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认为"摄提"是指"摄提格"，太岁在寅曰摄提，这是以岁星所当的年次而言；朱熹则以为"摄提"是星名，这个摄提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这里以摄提星所指的月份而言。据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定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二日。字号：字原，一字灵均。所处时代：先秦。民族族群：华夏族。出生地：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出生时间：约公元前340年。去世时间：公元前278年。别称：屈平，屈子，屈正则。主要作品：《九章之三哀郢》《九歌大司命》《九歌东皇太一》《九歌国殇》《九歌河伯》等。主要成就：内政上主张举贤修法，外交上力主联齐抗秦，文学上创作骚体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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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屈原的诗词 点此查看屈原的详细内容
《离骚》、《九歌国殇》、《天问》、《招魂》、《卜居》、《九章之三哀郢》、《九章之八橘颂》、《九歌云中君》、《九歌湘夫人》、《九歌东皇太一》、《九歌湘君》、《九歌山鬼》、《九歌礼魂》、《九章之六思美人》、《九歌大司命》、《渔父》、《大招》、《九章之五怀沙》、《远游》、《九章之四抽思》。
二、生平
出生屈原的出生日期，自古以来有很多人研究，一直到解放后考古文物的出土才定为公元前340年。研究屈原生辰，主要是根据《离骚》中的两句："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认为"摄提"是指"摄提格"，太岁在寅曰摄提，这是以岁星所当的年次而言；朱熹则以为"摄提"是星名，这个摄提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这里以摄提星所指的月份而言。据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定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二日。1976年陕西临潼县出土了一件"利簋"，器内有铭文4行，32字， 记述了周武王伐纣的过程。汤炳正先生在经过认真考证后认为，"利簋"铭文"岁鼎克"三字中，"岁"指岁星，古人或称"摄提"，今人称为木星。"鼎"即贞，训为当。"克"与"辜"同字，为月名，十一月为辜。"岁贞克"意为岁星正当十一月晨出东方，此系指木星的会合周期而言。这样，"利簋"铭文"珷征商，唯甲子朝，岁贞克，昏夙有商"就与《史记》的"正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的记载完全吻合。"利簋"铭文"岁贞克"，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说的是同一范畴的问题，都是以岁星的运行标记年月。若按《离骚》为例，铭文可以引申为"摄提贞于仲辜"；若以铭文例之，《离骚》中的"摄提贞于孟陬"也可以简化为"岁贞陬"。《离骚》中"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两句诗的大意是：岁星恰恰出现于孟春正月的那个月、庚寅这一天我降生了。这里屈原虽然没有正面记述诞生之年，但是凡夏历正月岁星晨出东方，正标志着这一年必然是后世所谓"太岁在寅"之年。这就说明了王逸以"摄提"指木星所当年次之说的正确性，而朱熹关于"摄提"是指星名的说法是片面的。天文学家根据汉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和帛书《五星占》，计算出周显王三年（公元前366年）正月， 木星的位置恰恰是晨出东方，即所谓摄提格之年。以此为座标，再运用木星的会合周期和恒星周期的规律，并结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楚世家》中的历史资料，可以推算出屈原的出生年月。从周显王三年，木星经过两个恒星周期即24年的运行，于楚宣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2 年）正月又晨出于东方，这一年应当就是《离骚》"摄提贞于孟陬"的"摄提格"之年。又根据日本学者新城新藏的"战国长历"该年正月朔乙丑进行推算，这一年的正月二十六日恰恰是庚寅日。因此屈原应当是出生于楚宣王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六日，公元前342年3月6日。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日书》也称庚寅日出生的男子为贵。云梦本为秦地，据学者研究，云梦秦墓墓主喜为入秦之楚国遗民，因此，《日书》名为秦简，实则反映了楚人的宗教意识，这符合屈原的自述。 取名屈原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关于自己名字的来历，屈原在《离骚》中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这段文字的意思是：“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后代，我的父亲叫伯庸。我降生在寅卯年孟春月的庚寅日，父亲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字叫做“正则”，字叫做“灵均”。屈原的父亲伯庸很有学识，伯庸为儿子取名“平”，又起名“正则”，取字“原”又用字“灵均”这一对名和字相结合的含意是“言正平可法则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而高平曰“原”这里正含有了屈原的一对名和字，其中名“正则”与“平”相结合，则意法天，字“灵均”与“原”相结合，则意法地。法天和法地，这正是父亲希望儿子所能做到的人格要求和处事原则。屈原的生辰名字被解释为符合《史记》中所说“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统。 经历屈原的事迹，主要见载于司马迁的《史记》。根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可推定屈原出生于楚威王元年正月十四日（公元前340年12月21日）。屈原于是年正月十四诞生于楚国丹阳，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从屈原的作品中看，他作为贵族参与了楚国的巫术活动。考古文献表明，楚国上层贵族信巫成风。 学者称：“将江陵楚墓竹简所载诸神和《楚辞·九歌》祭祀的神灵进行对应比较，可以发现竹简所载的神与《九歌》所描写的神都是相互配套的，各自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系列，这进一步为人们了解屈原当年从事巫术活动的具体内容提供了旁证材料。”屈原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朝廷一切政策、文告，皆出于其手。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14年），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屈原力劝不可，然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怀王亦不听屈原等人劝告，结果会盟之日即被秦扣留，两年后客死异国。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屈原眼看自己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爱恋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殉了自己的理想。
三、故里
关于屈原出生地，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方铭发表文章称屈原生活的战国正值剧烈动荡的时代，楚国由于受到秦国的压迫，疆土不断东移，导致楚国的都城和楚国贵族的食邑也一再变化，而屈原一生，更是处于不断的颠沛流离中。 河南西峡县一带流传的屈原故事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当地还有与屈原传说相关的碑刻资料。西峡县有回车镇，“回车”得名于屈原代表作《离骚》“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的诗句。回车镇有村名“屈原岗”，其地处于秦楚之间的大道上。“相传战国时张仪使楚，离间楚、齐关系，许诺将秦商一带地方送给楚国。后来秦背割地之盟，楚怀王一怒之下，不顾三闾大夫屈原的再三谏阻，亲自率兵伐秦，结果败北，行至一土岗想起屈原，仰天哀叹，悔不听他之劝阻，后人即称此岗为屈原岗”（《西峡县志》）。在现存屈原岗碑，“青石质，碑阳横刻‘地以人传’四个小字，下竖刻‘屈原岗’三个大字，碑阴为清人邱铭勋撰写的序文，时为清宣统三年（1911年）。”屈原岗上有屈原庙，每逢端午，香火不绝，体现了当地人民对屈原的怀念与敬仰之情。 秭归县位于长江北岸的卧牛山麓，形似一个倾斜的葫芦，故有“葫芦城”之称。因城墙石头叠砌而成，又叫“石头城”。秭归县城东门外，牌坊“屈原故里”系郭沫若手书。旁两块石碑，刻“楚大夫屈原故里”和“汉昭君王嫱故里”。秭归与香溪之间有一沙滩取名“屈原沱”，沱上有屈原祠。从唐宋以来，经数次迁址修葺，后因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兴建，水位升高，于1976年修建此祠。现位于秭归城东向家坪。改名为“屈原纪念馆”。三峡工程的兴建，屈原祠将再次迁建。在乐平里，有关屈原的名胜古迹和传说甚多，如香炉坪、照面井、读书洞、玉米三丘等。
四、评价
《荀子.不苟篇第三》：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而投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 汉武帝是汉代第一个热爱屈原作品的皇帝。而所作赋达82篇之多的淮南王刘安，则是对《离骚》作了很高评价的第一位文学理论家。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 但是，后汉的历史学家班固却不以司马迁对屈原之评赞为然。虽然”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但，他对屈原的评价是：“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以贬为主班他指出，称屈原和《离骚》可“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班固的人生观是“全命避害，不受世患”。他以为屈原应像《诗·大雅》所谓的“‘即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他批评屈原不应“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他也不同意屈原把大量的神话传说融入作品中，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正，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