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州窑外销陶瓷初析

耀州窑外销陶瓷初析

禚振西

我国的陶瓷业，在世界各国早享盛誉。陶瓷器的输出，亦有悠久的历史。唐以前，数量小，且多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那时，外国使者来华入朝，通常都带着本国的名产，如宝石、琉璃、狮子、名马之类。中国朝庭亦回赠和赏赐各种礼品。各种陶瓷器也往往作为礼品被输出到国外。这种“礼尚往来”的特殊交换形式，曾起到加强中外友谊和中外人民互通有无、互惠互利的间接外贸作用。中唐以后，陶瓷器的外输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输出的数量不仅大大增加，而且改为贸易渠道进行。在我国晚唐以后的整个外贸输出中，外销构瓷占有很大的比重。它的外销，不仅加强了中外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而且在中世纪很长一段时期里，曾经为国家的财政经济增加了一项重要的收入。

从目前国外所获资料看，我国唐宋时期的陶瓷输出，具有窑口多、品种繁、数量大、销售范围广等几个特点。在此时期的众多外销窑场中，耀州窑就是其中的一个窑口。

关于耀州窑的外销问题，在古文献中不见记载；以往，也没有专题论述，在研究工作中还是个新课题，目前探讨，资料也比较少。笔者仅就个人所见的国内报导，不揣冒昧，写此小文，目的在于抛砖引玉，期待着深人一步的探讨。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和学友指正。

一、海外发现的推州瓷及其出土地

耀州瓷在国外的很多博物馆都有展出和收藏，但它们的来源，目前得知尚少，在没有摘精这些器物的来源之前，不论它们之中是否有外销瓷，当前都不能做为我们研究的依据。

留下来可供研究的可靠资料，只能在国外的古遗址中的出土物内寻找。

国外古遗址中出土的外销瓷，现在已经确认出来的，为数不多。它们分别出土在日本的京都、阿曼的苏哈尔、埃及的福斯塔特，以及坦桑尼亚的基尔瓦等地。现将这几处的情况叙述于后。

1、京都

日本的京都，位于本州的关西，这里依山临川，位置适中，具有封建社会建都的理想地望。从恒武皇延历十三年(公元794年)建成平安京开始，直至近代前，这里一直是日本的国都。日本的奈良和平安时期，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曾多次派出遣唐使和留学僧、留学生来华学习。采用条坊布局的平安京，其整体规划和营造本身就是学习唐长安城都市建设的结果，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象征。1987年10月，笔者有幸参观了京都博物馆，看到这里收藏了很多平安、镰仓、室叮、桃山直至江户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实物。其中，以平安和镰仓时期拍东西较多，反映了当时文化和商业往来的频繁.因为京都南距大阪湾很近，且有鸭川、桂川、宇治川、本津川数条河流环绕和汇通，国内和海外的交通都比较方便。在历史上，它也批成了中国向日本进行贸易输出的一个重要城市。伴随着平安京的建立，从九一十世纪起，中国的陶瓷器就已输出到这里。在京都市平安京遗址内曾出土过不少唐三彩、越窑青瓷和长沙铜官窑黄釉褐彩瓷等。十一世纪以后，外销到这里的中国陶瓷更是数量大增。口本的考古部门京都市埋藏文化财研究所，曾在京都市左京三条三坊的十二世纪时期的水沟中，发现有耀州窑的印花纹青瓷碗。它显然是北宋时期耀州窑输往日本的外销瓷器。

2、苏哈尔

阿曼的苏哈尔也叫苏法尔，位于今首都马斯喀特市的西北，曾经是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个古老城市。这里，地处从东亚、东南亚、印度半岛通往阿拉伯半岛、东非、北非、以及欧洲的海上交通的枢纽部位。在古代，是由印度洋驶入阿拉伯海，再通往红海和地中海，必须经过和停留的要港，也是从印度洋、阿拉伯海驶往波斯湾的门户，还是沟通中、西亚与世界各地联系的咽喉。这种特别优8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它在古代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使它成了古代东西方国际贸易和“陶瓷之路”的重要转运站与集散地。中国的外销瓷也在这里留下了遗存。根据考察报道，苏哈尔“从1980年起，在城外约几十米远处陆续出土了中国几个朝代的许多瓷器残片。在这些出土的瓷器残片中，有我国唐代浙江越窑的青瓷和类似河北邢窑的白瓷;有宋代南方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的青自瓷和北方耀州窑的青瓷，以及第一次在阿拉伯半岛上出土的广州酋村窑的瓷片等。”从发表材料肴，这里不仅曾经销过外销耀瓷，而且还曾输入过耀州窑系的广州西村窑瓷器。

3.福斯塔特

埃及的福斯塔特，位于首都开罗的南郊，它兴盛于公元七至十世纪，是现今开罗市的前身，这里紧靠红海和非洲最长的河流尼罗河的入海处.在尚未开拓从大西洋或印度洋绕道非洲好望角彼此通航的国际航海路线前，中西交通唯一的肮纯是由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经红海再转人地中海，最后到达大西洋。在这条沟通世界文明的中西交通航线上，福斯塔特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地处欧、亚、非三洲交通的中枢地位，是东方的商品从红海转入地中海的阶路中转和集散中心。在中世纪，这里不仅是埃及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中心，也是亚非世界的都市中心，还是欧、亚、非三洲国际贸易的重地和东西文明的一个交接和交融点。本世纪初期以来，欧、亚、非一些国家的考古学家，对该城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发现了大量的中国外销古瓷。据三上次男先生统计，“福斯塔特遗址仓库里的陶片中，中国陶片约有一万二千片之多”。是目前国外出土中国外销陶瓷标本最多的地方。出上的中国瓷，以越窑青瓷最多，其次是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定窑白瓷，还发现

有耀州窑的刻花和印花青瓷。耀州瓷的数量，已确定的不多，但它在福斯塔特出土，起码说是耀州窑向北非销售产品的实证。

4.基尔瓦

基尔瓦是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在海域中的一个岛屿。坦桑尼亚地处东非中部，在中世纪，是一个海洋贸易发达的地区，沿坦桑尼亚的印度洋海岸及岛屿区，布满了中国瓷器的出土地。据英国的福里曼，格林威尔的报告，五十年代中期的三年间，仅在坦桑尼亚西海岸发现的出上中国陶瓷片的遗址就有四十六处。来此进行考古工作的惠勒曾说:“从十世纪以来的坦桑尼亚，地下埋葬的历史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耀州窑的外销瓷，也参加了谱写坦桑尼亚地下埋葬史的行列。外销到坦桑尼亚的耀州瓷发现在I尔瓦岛的北部，那里曾是世界的重要城镇和商埠。经过较大规模的发掘，揭示出中世纪的宫殿和清真寺遗址，在遗址范围内，出土了大批的中国瓷器，其中也有耀州窑的青瓷标本，是耀州瓷远销到东非的实证。

上述四个亚非国家发现的耀瓷标本，全部都出土在中世纪的遗址中。它们的出土地点，均位于古代世界的“陶瓷之路”上，或国际贸易的中转枢纽与要冲，或是我国古代贸易的重要都镇与货物集散地。因而，上述几处遗址中出土的耀州窑瓷器标本，都应该是外销耀瓷。这种可靠性，决定了它们目身的价值。它们的出土，不仅填补了耀州窑外消产品资料上的空白，为耀瓷的研究增加了新课题，而且也为我国古外销陶瓷增添了窑口，增补了资料，在我国古外销陶瓷史和外贸史的研究上，具有较重要的意义。

二、外销耀瓷的销售范圈和运输路线

现已发现的外销耀瓷标本，数量不多，可靠的出土地点也很有限。在这方面，有待日

后的考古发现来表明的事还太多，以此为基础来研究耀州窑陶瓷外销的范围及其运输路线，显然难以深入展开。这里，只能就此问题勾划出一个粗略的大轮廓，以期见一斑而窥全豹，从而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促使间题早日解决。

从现有的四个确凿可靠的外销耀州瓷的出土地点看，日本的京都，位干亚洲的远东；阿曼的苏哈尔，位于西亚南部的阿拉伯半岛；埃及的福斯塔特，位于北非的地中海沿岸，坦桑尼亚的基尔瓦，位于东非的沿海岛屿。出土地点虽然只有为数不多的四处，但其间的距离在万里以上，且均分布在亚、非两大洲古代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市，或重要的货物集散地。耀州窑外销瓷的标本在这些地方的中世纪古遗址中有出土，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个中国的名窑所生产的外销制品在海外的销售地域和范围非常广阔。它东达远东，西到西南亚和非洲的地中挤及东部沿海地区，在横跨亚非地区万里以上的辽阔区域，都有它的销售市场。对于地处中国中心之渭北高原的耀州窑，能在距今千年左右以前，用中世纪古老的水陆交通运翰工具，将容易破碎的陶瓷制品，辗转远销到万里之遥的异邦，所凭借的只能是深受国内外消费者喜爱的精湛工艺和高质量的优秀产品。那些销往海外的精美耀瓷，体现了我国古代与亚非国家及人民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友好交往。在所到之处，交流了文化，传播了工艺和技术，也播下了和平和友谊的种子。

销往远东、西亚和非洲的耀瓷，是用什么载运工具，沿着什么路线运去的?对此，不见古文献记载。要解决它，除藉助于考古资料外，还要结合古代和中世纪中西交通路线进行分析。

从公元前后的古代，到近代以前的中世纪，连接中国和中亚、西亚及地中海世界(包括北非和西欧)的贸易通路有两条。这就是陆上商路和海上商路。

陆路交通贸易道，以汉唐时期的国都长安城为起点，西经河西走廊和南、北古道，

横跨亚洲中部的沙漠、草原、河流、山脉，越过古波斯，到达地中海沿岸。汉唐及稍后时期，在这条沟通中西经济往来的国际商路上，通过驼帮以“沙漠之舟”为运载工具，将中国的丝绸和其他特产，运往中亚、西亚和地中海沿岸各国，又将当地的土特产运回中国。这条国际贸易商路，由于主要向外运输中国蜚名世界的丝绸，从十九世纪起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紊芬提名为“丝绸之路”。因“丝绸之路”已在世界享有盛名，不仅研究文章频多，更有中日合拍的实地考察电视深人千家万户，所以此文不再多述。

海上通道，以中国东南沿海的古代港口为起点。向东，通往朝鲜、日本，或通过中国东部的岛屿，直达日本;向西，出中国的南海，绕过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半岛，经印度的东海岸，越过印度洋和阿拉伯海，通往波斯湾或红海与地中海的世界。

中国的海上远肮，开辟于公元前二世纪。秦朝时，方士徐福奉秦始皇之令，曾串三千童男童女人海东渡到日本，开辟了中国通往远东日本的航路。到公元前后的汉代，又开辟了通往南亚的航路，已有远洋航船到印度半岛去经商和通好。在指南针尚未使用到航海业中的一段时间里，海上的航路是由东、西两段组合而成的。东段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出发，绕过印度支那和马来半岛，穿越马六甲海峡，抵达印度；西段从欧、亚、非地中海世界的贸易中心埃及出发，经红海，穿亚丁湾人印度洋。在印度洋上利用这一区域的季风规律，冬季出现逆时针季风洋流，顺洋出海去印度半岛，夏季出现顺时针季风洋流，顺洋回到亚丁湾，从而达到横跨大洋，往返于印度半岛与西亚和北非之间的肮行。这样，中国和西亚、欧洲、作洲的货物，分别通过上述东、西两段航路在印度半岛汇合，实现了以印度半岛为枢纽，沟通两段分驶肮路，从而达到了中西世界友好往来和互通有无的目的。有关此一时期海上商路东段杭线的情况，《汉书·地理志》中已有明确的记述。书中载:中国的海船“自日南障寒、徐闻、合浦肮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航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航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厦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反，属黄门，

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资黄金杂缯而往，所致国皆案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书中的“都元国”，《通典》等古文献中也译作“都昆”或“都军”，位于今印尼苏门答腊岛的东北，是中西航海中必须经过的第一站。“邑卢没国”、“湛离国”、“夫甘都卢国”，都是汉时中南岛上的小国。《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以为都在今缅甸境内，“邑卢没”在勃固附近，“湛离”和“夫甘都卢”在伊洛瓦底江沿岸。这些国宋或部落出现在海船经过的航线上，表明航船从苏门答腊以北的马六甲海峡穿出后，又朝北上，绕过马来半岛西部沿海，驶向中南半岛的东南，然后沿该半岛沿岸北上，在今缅甸首都仰光附近，横穿孟加拉湾,抵达印度半岛。《汉书》中的航海目的地“黄支国”，故地一般以为在今印度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附近<《辞海》历史地理分册)，正是印度半岛的东南岸。中国的远肮船到此，将所载货物，或销售在当地，换回明珠、璧流离(也就是琉璃璧)、奇石异物；或是卖与由亚丁湾和波斯湾来的大食商人，由他们的“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再运往中亚或地中海沿岸。在这一段时期里，海上航线是两段，中国船往返于东段，埃及和波斯湾的船往返于西段。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也是两批，中国与大食商人各自经管东西，印度半岛则起着中间煤介的特殊作用。

随着指南针在肮海事业中的使用，远洋航海事业得到了发展，中西海上贸易商路的状况，亦相应得以发展和变化。到了唐代，这条海上商路已从东西两段各自分航发展到可以整体全线通航。在局部肮线上，也有所调整。中国船舶和外国的番舶均频繁往返于全线性的航运中。肮海的路线，从中国东南港口进入南海，穿过马六甲海峡后，不用沿马来半岛西岸绕道北上，而是向西驶人茫茫的印度洋深腹，走直路经过锡兰岛进人波斯湾，或沿阿拉伯海，穿过亚丁湾直人红海。中唐以后，由于海上航业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中国在扬州、杭州、泉州和广州等地设置了专门机构市舶司和专职市舶使，负责征收外贸关税。以后，海上商路和航海国际贸易，更加昌盛。由于人唐以来海上商路以大量向海外输出中国的陶瓷器为主，因而本世纪六十年代末，被著名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外销陶瓷的专家三上次男先生提名为“陶瓷之路”。长期以来，他通过对海上商路沿线的古遗址和

博物馆的实地考察，认识到海上的“陶瓷之路”和陆路的“丝绸之路”是同样重要的两条国际贸易通路。这两条跨越上万里的商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有所侧重。“丝绸之路”昌盛于汉唐时期，被频繁使用的时间到八、九世纪为止，“陶瓷之洛”虽然也始于公元前后，但昌盛于中唐以后。白八、九世纪“丝绷之路”萧衰之后，海上的“陶瓷之路”就成了东西贸易的主要路线。

对于唐宋时期的海上“陶瓷之路”运载外销陶瓷制品的情况，十二世纪初(北宋宣和年间)成书的《萍洲可谈》作了较明确的记述。据该书栽，当时的远航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数尺，下以储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泛指陶瓷器—笔者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海中不畏风涛，唯惧靠搁，谓之凑浅，则不复可脱。船忽发漏，既不可入治，令鬼努持刀絮自外补之。鬼奴善游，入水不暝,。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巧、汁。成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我国古代航海运输事业的发展水平。那船体“深阔各数十丈”、“海中不畏风涛”的先进造船术;那能够随时“入水不暝”，潜在水下可以填补漏缝的船工；那能解“观星”、“观日”、嗅“海底泥”，在白昼，黑夜和阴雾中稳操航向的舟师，就是使这条航视万里处处惊涛骇浪的“陶瓷之路”，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畅通无阻的条件和保证。

从已知的外销耀州瓷的四个出土地点观察，日本的京都，地处远东海屿本州，耀州窑的产品必须通过海路才能输送到那里。其他三地，河曼的苏哈尔，是波斯湾的门户和巾西海上商路的要冲;埃及的福斯塔特，是沟通红海与地中海的交通袱纽；坦桑尼亚的基尔瓦 ，亦是东非的海屿，三地均处在中西交通和贸易的“陶瓷之路”上。从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来判断，那里出土的外销耀州瓷，应该是沿着海上的“陶瓷之路”用海船运去的。

另外，目前国内发现的考古资料，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1997年笔者在福建参加中国古陶姿研究会和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晋江年会期间，曾随会议代表参观了泉州海交馆，

在陈列室内见到了泉州宋代古遗址出土耀州窑外销瓷的说明，当即向馆内同志了解，进而得到了证实。会议期间，扬州文物培训中心的负贵同志还告知，在女州也发现了不少耀州窑的瓷片标本。扬州和泉州，在唐宋时期曾是重要的外贸进出日港，两地都曾设有市舶司和市舶使，负贡进出口贸易的管理和税收。现在两地的古遗址都出了耀瓷标本，证明了耀州窑的外销陶瓷曾经由关中运到扬州和泉州在两港装船出海。

除此而外，的李遇春先生早些年也曾告知，他们那里的古遗址内亦出土了耀州瓷的标本。是陆路交通“丝绸之路”的通道，如果在那里的古遗址中出土了耀州瓷，很可能预示着耀州窑产品的外销路线除去海上的“陶瓷之路”以外，也曾走过陆路通道“丝绸之路”。在此我们应该考虑到，我国古代生产外销瓷的窑场，日;离“丝绸之路”的起点唐长安城最近的就是耀州窑。位于今铜川黄堡的耀州窑中心窑场，离长安城所在地西安市只有一百公里。“丝绸之路”从长安城开始后，大体上是沿着现在的西兰公路经过凉州(今平凉市)走向河西走廊的。因此，从交通方便、经济效益好、并少冒风险的角度考虑，耀州窑亦有可能还曾选取过陆路交通线来推销产品。在西夏王朝尚未占领“丝绸之路”必经的凉州、沙姚(敦煌)以前的唐和北宋时期，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是很大的。地区出土的耀州瓷标本，能否说就是这一时期陆路输出时留下的遗物，还有待日后的考古资料来做判断。

三、耀州窑外销陶资的时代和品种

目前得知的外销耀瓷标本，无论是亚洲的日本和阿曼，还是非洲的埃及与坦桑尼亚，所见报导均属北宋时期的产品。品种是一色橄榄釉青瓷;器形多见碗、盘两种，采用刻花或印花工艺装饰，在凸起的阳纹刻花草叶和花卉上，亦往往出现阴纹细线蓖纹划饰。从发表的器物照片观察，都属宋代耀州窑的典型青瓷制品，还未见到其他时代和兵他品种的报导。

从耀州岔多年来大规模发掘的实物资料看，此窑创烧于唐代，历经五代、宋、金、元，

中间投有中断。在连续烧造的约七百年左右的时间里，除了生产它的代表性品种青瓷外，还生产过唐三彩、唐代的低温釉单彩、黑釉二白釉、揭黄釉、茶叶末釉、黑剔花填白彩(有同志建议称镶嵌瓷)、素胎黑彩、白瓷绿彩、釉下白彩、外青内黑双色釉、外白内黑双色釉、花釉、酱仙、黄釉、酱地褐斑窑变釉、白釉黑彩等陶瓷品种。在全国上千座古陶瓷窑址中，目前已公认以北方的耀窑和南方的吉州窑，生产的陶瓷品种最多。这就给我们提出来一个问题，为汁么只发现了耀州窑外悄宋代的青瓷，而未见外悄其所烧造的其他时代和其他品种的陶瓷产品。是那些产品确夹没有外销呢，还是某些产品曾有外悄，目前还没有在国外出土，或是在国外虽有出上，但还末被认识。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应该考虑到下西的这种欠际。对于耀州窑和它烧造产品，五十年代以前 ,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曾经历了三次很大的变化。在五十年代初期以前，人们只从古文献记载上知道它，还和实物对不上号。它的很多精美传世品，都波认做“北龙泉”、“北丽水”、“北方青瓷”、“汝瓷”，并以上述品称你入国内外出版的书籍图版中。六十年代经多次调查和窑址发掘，在国内纠正了上述错误(国外仍如旧），但着眼点多集中在宋代青瓷上。七——八十年代，经过大规模发掘和出土，整理和对比了数十万陶瓷标本，对于它的各时代产品恃征及各品种内涌，国内学长界有了全面系统的认识。但国外对这些考古资料了解的很少。这种实际，必然要影响到对国外出土的外销陶瓷的窑口的判断上，不认识或误认的可能性应该说是存在的。

需要附带一谈的是中国学者还一直没有机会沿着“陶瓷之路”对有关的古遗址和当地的博物馆进行一次详细全面的实地考察。此项工作，从本世纪入十年代开始，主要由日本学者进行，取得突出成果并写出《陶瓷之路》专著的是三上次男先生。但遗憾的是三上次男先生对中国的古资窑遗址的实地考察很少，不仅未到或耀州窑，对其出土的标本也见的很少。

尽管如此，笔者以为耀州窑外销陶瓷的时代，绝非仅限于宋代;外销陶瓷的品种，亦绝非仅限于青瓷，因为还有某些“蛛丝马迹”很值得注意。

近几年，在钢川黄堡耀州窑遗址的唐代文化层中，出上了一种造型的瓷器。这种器物束颈、深腹、平底、单把、敞口带流、饰茶叶沫釉和低温单彩棕黄釉，在泉州海岸曾有出口，耀州窑生产它，显然是为国家特制的。它的销售对象，可能有唐长安城西市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有在扬州、泉州、广州等海港的番坊中乔居的人。此外，也不能排除外销到中亚、西亚和北非、东非的国家。

另外，目前己知在西亚、非洲、远东的日本和朝鲜等一占遗址中，都曾发现过中国的唐兰彩标本。这些实物标木，不论通过外交途径，还是通过外贸途径，均是唐代由中国输往国外的三彩器遗留品。而烧造唐三彩的窑口，现在得知的有河南的巩县窑、陕西铜川的耀州窑、河北的邢窑。这三个窑口的产品虽然各具特征，但这些区别和特征目前尚不十分显明。因此，要明确国外古遗址中出土的唐三彩的窑口归属问题，同洋是困难的。这中间，亦不能排除某些三彩器物是耀州窑生产和输出的可能性。

考虑到这些情况，笔者以为，在探讨耀州窑外销陶瓷的问题时，我们既不能只着眼于宋代，也不能只局限于青瓷。还应该看到其他时代，看到低温釉彩陶和其他品种的瓷器，在更加广泛的时间和多品种的范围内去了解和探索。有些问题目前虽无力解决，但只要国内外加以重视和注意，以后一定可以解决。

四、耀州窑外销陶瓷的作用和地位

耀州窑的外销陶瓷，渡重洋、跨大海，越过千山万水，销售到亚非的国际市场，不仅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外人民的友好经济往来做出了贡献，为国家的财政经济增加了收人，

而且在耀洲窑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首先，它扩大了耀州窑产品的销售范围，为其商品的销售开拓了新途径，从而增大了市场，增长了社会对其产品的需求量，广开了财源，为窑场增加了经济收人，为耀州窑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耀州窑繁荣鼎盛和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金与销售市场的基础。通过对耀州窑遗址大面积的发瑜可以看出，该窑场唐代的作坊和窑炉，集中分布在铜川市四中(原黄堡高小)至灯泡厂以南的漆水河两岸。其他地方，只有零散发现。面宋代的作坊和窑炉，在分布区的宽度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唐代。后人号称的“十里窑场”，指的就是宋代时耀州窑的规模。此时生产规模的扩大，与其产品国内市场的广泛和国外市场的扩大是紧密相关的。

其次，随着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和社会需求量的增加，耀州窑自身的发展受到促进，其制瓷工艺和生产技术得到提高。如前所述，该窑场在唐代曾生产过三彩、低温釉单彩、琉璃建材，以及十多个品种的瓷器。如此众多品种的陶瓷器在一个窑场内大量生产，既反映了其生产的蓬勃发展，也说明了它还尚未找到最适合反映自己矿藏原料和传统工艺恃征的产品种类，他还未打出具有自身特征的最佳名优产品。换句话说，反映了窑场的生产还处于多方探索和寻求方向的阶段。这种情况，到五代时有了明显的改变，从唐代的多品种争相斗艳，发展到其它品种相继停产或减少生产，青瓷的烧造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一跃而占居了主导地位。人宋以后，耀州窑青瓷的生产工艺，在原料加工、造型、装饰和烧成上有了全面的发展和提高。突出的成兢是在唐代出现、五代发展的划花工艺基础上，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刻花新工艺。一这种刻花工艺，是将用于装饰的花卉禽兽，用一竖一斜两刀走的手法，深刻出外轮廓，再用蓖形工具阴划出花叶的细部笋脉。纹样的轮廓凹凸鲜明，具有较强的立体感，花“于的细部精致有变，与主体轮廓相陪衬，达到了强与弱、刚与柔、凸突与凹人、主与次之间矛盾的和谐统一。犀利的刀法、圆活的线条、优美的图案、生动的造型、晶莹滋润典雅古朴的釉色，所有这些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争得了我国宋代青瓷刻

花之冠的荣誉。烧制的产品，迫布中国，远销海外。到朱代中期，为了满足国内外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耀州窑在自己独具特征的刻花工艺基础上，又采用了新的压模印花工艺，既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自己原有的刻花工艺特长，又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工效。这种生产工艺的不断改进和提高，与国内外市场的扩大，是不可分创的。

再次，耀州窑自从推出了独具特色的刻花和印花青瓷产品后，因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其工艺技术对周围的一些窑场影响较大。迄今，西到陕甘交界一带，灰到河南的豫西和豫西南，很多宋代瓷窑的遗址中，都出土有与耀州窑的釉色、遗型，纹饰以及装饰工艺技未很相似或相近的标本。更有甚者是与耀州窑远隔数千里，广西永福窑，也发现了与耀州窑瓷器纹样相似成相近的产品位于或靠近港口的广东西村窑和。这些发现表明，耀州窑的工艺技术曾在宋代的一些窑场中得到传播和推广。而这种传播和推广，是祖其产品的内销和外销中得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耀州窑陶瓷器的外销不仅促进了自身的提高和发展，进了宋代六大瓷窑体系之一的耀州窑系的形成和发展。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握州窑在向国外推销陶瓷产品时，有它的不足和局限性。与沿海的窑场相比，耀州窑存在距离“陶瓷之路”的出海港太远和交通不便的问题。它与唐宋时期的重要港口扬州、杭州、明州、泉州和广州等地，均相隔数千里。货物从渭北的漆水河沿岸的窑场运往上述各港，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没有河流或大路直通，需要经过水路和陆路的多次辗转运输。因是长途，运费势必昂贵，又要经过多次的装卸和转运，增加运输的困难箱商品破损的比率，又增长了昂贵的运费，从而使它的价格要比沿海窑场的产品高的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地理位置上的劣势，在交通不太发达的中世纪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再加上十一世纪初(1032年)西夏王朝成立后，势力向西南扩张，切断了由关中通往中亚和西亚的“丝绸之路”，进一步增加了上述不利因素。因此，在整个中国古外销陶瓷的发展史上，修州窑的外销产品，一直竞争不过沿海窑场，始终站不到前列。如果说北宋时期它是靠自己的独具特色的“青瓷刻花之冠”弥补丫地理和交通

方而的不利因素，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欢迎，使国外的销费者宁可多出价钱去获得它。那么，当它逐步失去了自身的长于它窑的特点后，就只能在古外销陶瓷的行列中败北了。这就是靠近沿海的属于耀州窑系的西村窑、永福窑以后取代耀州窑向国外推销陶瓷的原因。这个历史经验，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振兴中华的今天，是值得内陆的厂家和企业记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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