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是蜀地羌人的文献梳理

大禹大禹是蜀地羌人的文献梳理

田小彬

摘 要：秦的统一使古蜀文化消失，在古蜀之地不会有大禹是蜀人的先秦时期的文献资料。扬雄提出大禹是蜀地羌人的依据：一是中原学者早在此前就认为大禹是“西羌”人，“西羌”之地包括古蜀；二是虽然古蜀文献已经消失，但仍有一些信息证明大禹是蜀人。扬雄为写《方言》，用了27年的时间去收集资料和实际调查当时方言情况，没有文字又历史悠久的岷江上游羌人聚居地必定是他需要调查的区域。他在那里得知“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无论是史事还是传说，他将其写入《蜀王本纪》都值得肯定。在扬雄之后，不仅是蜀中学者，还有更多的中原学者认同大禹是蜀地羌人。

关键词：大禹；蜀地羌人；文献依据；学者认同

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就目前所能见到的留传至今的古代文献资料，以“大禹出于西羌”并将这“西羌”指向今四川西北部为较普遍的学术认同。当然也有反对之声。笔者近日读到新出版的《早期羌史研究》，其中就说：“主张大禹治水在蜀地或大禹即为羌人的当代汉族学者，也大多为川籍或长期生活在川地”；“大禹出于西羌”是“羌族对大禹的认同及对华夏文化的攀附心理才是大禹传说植根羌地的真正原因。”[1]这样的看法是值得认真辨析的。文献资料遭遇过太多的不幸。例如：《吕氏春秋·先识览第四》记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即是说，早在夏代就已经有了图书典籍，夏代的图书典籍被商王室继承。那么，周王朝也必然继承了夏、商两代的图书典籍。可是，这批图书典籍到哪里去了呢？《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原来，周景王于公元前520年去世后，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了权力争斗，庶长子王子朝在争斗中失败后，便携着带周室典籍，投奔了楚国。从此，本为周王朝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图书、档案、文献典籍，就神秘地失踪了，它们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历史文明与文化信息也随之而去，再也找不着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除《秦纪》、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其他如百家语、《诗》《书》等限30天交官府烧毁，逾期不交，“黥为城旦”；还规定，有敢擅自谈论《诗》《书》者处死，有敢以古非今者灭族；严禁私学，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这些命令付诸实行后，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焚书，无数文化典籍化为乌有。以我国最古老的《尚书》而言，是汉文帝时，依靠年过90的故秦“博士”伏生靠脑中记忆记诵20余篇；汉景帝、武帝间，鲁恭王刘馀拆除孔子旧宅，于墙壁内发现以一、“大禹是蜀人”的证据欠缺原因分析不可否认，无论是从历史文献，还是考古发掘来看，关于“大禹是蜀地羌人”的证据都确实不“确凿”。但是，研究远古时期的人与事，证据不确凿不是常见的情况吗？司马迁所记载的殷商历史，曾经令许多人怀疑，然而，上个世纪甲骨文的出土与研究，证实了殷商的历史是可信的。大禹是历史人物还是神话传说？夏朝是不是存在过？《禹贡》写于战国时期吗？这些曾经令历史学家困惑的问题，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题和2900年前的“遂公盨”的发现、研究，现在不是也基本上不再争论了吗！研究远古历史，历史文献所提供的材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证据；但是，在我们已知的中国历史上，42018年·第3期

“科斗（蝌蚪）文”（古文字）抄写的《尚书》，参照伏生所传《尚书》，定其可识者，改写为隶书。这两部《尚书》篇章、文字出入很大，还仅是过去《尚书》之一部分。于是《尚书》文本真伪之争，延续了上千年，并没有一个结论。类似因内乱、战争导致典籍失踪，因统治者统一思想而有意焚书之事，在中国历史上不知发生了多少起。有关大禹是蜀人的文献证据，就完全可能发生在类似的情况中。众所周知，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已经证明，在三四千年前的古蜀国，其文化科技的辉煌，决不亚于中原地区；但是，在流传至今的所有典籍上，我们找不到只言片语的记载。为什么？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秦对古蜀的征服和推行秦文化，灭掉了包括古蜀文字在内的古蜀文化。公元前316年，秦攻占了古蜀国。一并被征服的，还有巴国。秦征服古蜀是为了将蜀地作为统一全国的一个地大物博、经济富饶的大后方。为达此目的，秦国统治者采取多种措施将古蜀地加以改造。他们在推行郡县制、建立统治中心区的同时，向蜀地大量移民，强制推行秦文化。在秦统治蜀地的110年间（前316—前206年），因为居民主体身份的改变、秦文化的强力推进，古蜀文化逐渐衰弱了；到秦统一六国，在全国统一文字时，巴蜀文字被废除，古蜀文化更是急剧衰亡；到西汉早、中期时，古蜀文化的传统墓葬、器物器形、纹饰符号等等，都消逝了。正是因为古蜀文化在消逝，而中原文化还暂时未能在蜀地取得独尊地位，所以，西汉大学者扬雄在《蜀王本纪》中才下了这样的断言：“蜀之……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2]之所以说古蜀人“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原因就是曾经发达的古蜀文化在当时已经没有人知道了！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西汉初期蜀郡守文翁，因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而大倡教育、兴办官学的记载。[3]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说大禹是蜀地羌人，在蜀地也难以找到先秦时期的相关文献。在历史上，曾经佚失、湮没的文献资料再见天日之事，也发生过多次，著名者如《竹书纪年》、甲骨文，近年的遂公盨、清华简。那么，有关大禹是蜀四川历史名人

地羌人的文献资料还有没有出现的可能呢？二、《蜀王本纪》记载大禹出生在蜀刘邦继秦始皇之后，重新建立了统一的大帝国；而刘邦的成功，正是依靠蜀地丰富的物质和人力。所以，西汉开国后，蜀地受到重视，经济、文化、教育都有大的发展。尤其是当时的郡守文翁重视教育（史称“文翁化蜀”），使儒学在蜀地得到广泛传播，改变了本地“蛮夷”之风，从此蜀地人才济济，文章大雅，不亚中原。史书说：“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4]，“蜀学比于齐鲁”[5]。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汉赋四家”中就有三家在蜀：司马相如、扬雄、王褒，他们也是学有专精的经学家。因此，“原是‘蛮夷之邦’的四川，在文化学术上竟可以同孔子、孟子的家乡，历来文化最发达的齐鲁地区相比美，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6]蜀地学者人才济济。他们生为蜀地人，必然对蜀地的远古历史、文化产生兴趣；尤其是像扬雄这样出生在蜀郡郫县的学者，不仅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还是西汉东汉交替时期学术界的著名领军人物，他所著的《法言》《太玄》《方言》都是了不起的文化经典。无论是因为学识、学力，还是研究兴趣，他都必然会为虽然已经消逝而在汉代社会中还有流传或者遗痕的古蜀文化进行发掘。在他的带领下，蜀地一时间出现了许多学者去寻觅古蜀文化的热潮。在他们所写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扬雄撰写的《蜀王本纪》，它是最早记载古蜀历史的史书。传到今天的《蜀王本纪》已不是扬雄的独撰，而是在两汉三国时期，由蜀地许多学者共同参与整理和改写的古蜀传说之辑本。参加过此类书籍整理、改写的学者有许多，在《华阳国志·序志》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司马相如、严君平﹙遵﹚、扬子云﹙雄﹚、阳成子玄﹙子张﹚、郑伯邑﹙廑﹚、尹彭城﹙贡﹚、谯常侍﹙周﹚、任给事﹙熙﹚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7]即是说，参加过整理《蜀本纪》或《蜀王本纪》的学者，至少有8人；他们的著作，除题为“汉侍郎扬雄撰，明郑朴辑”的《蜀王本纪》因为所辑较完备，曾传于世外，[8]其他的著作在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撰成后，均已散佚，仅有名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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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见于《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等典籍。《蜀王本纪》对古蜀历史记载的内容与本文有关的要点有：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望帝去时子规鸣，故蜀人悲子规鸣而思望帝。望帝，杜宇也，从天堕。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蜀山。王无五丁，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号曰石牛。千人不能动，万人不能移。……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禹母吞珠孕禹，坼副而生于县。涂山娶妻生子，名启。于今涂山有禹庙，亦为其母立庙。老子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曰：“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今为青羊观是也。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水精，因曰石犀里也。[8]从西汉开始，诸如扬雄、谯周、常璩等蜀中学者就致力于对古蜀历史文化的抢救，撰写了《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等著作。虽然他们距离古蜀历史、文化消逝的时间较近，但是，诚如任乃强先生所说：“《蜀王本纪》为汉代人所记蜀人传说，只得如此三四著名之酋长，非能列举其世系……”[9]《华阳国志》写古蜀国“五王”，错误很多，而且记载“前三王”的史实仅有71字。这里可以作出判断：一是古蜀历史、文化在当时消逝得非常干净彻底，《蜀王62018年·第3期

本纪》和《华阳国志》等著作所记载的古蜀历史很有限；二是尽管《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记载的古蜀历史有很多错误，仍然不可否认，它是关于古蜀历史的“现存最可靠之纂辑文字”[10]。其中关于古蜀“五王”、老子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并约见于成都青羊肆以及蜀守李冰作石犀等史料，对今天研究古蜀史，研究老子与《道德经》、李冰与都江堰等古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只是令人不解的是：《蜀王本纪》所记载的古蜀“五王”、老子、李冰等史料，历史研究者都在使用，对这些史料的真实性、可靠性，绝少发生争议；可为何对同是《蜀王本纪》所记载的“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却会有那么强烈的非议呢？流传到今天的《蜀王本纪》之所以要署“汉侍郎扬雄撰”，是因为对扬雄的学识和人品，在历史上都有极高的评价。《宋史·礼八》记载，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判国子监常秩等请立孟轲、扬雄像于庙庭，仍赐爵号，又请追孔子以帝号”。可知扬雄是当时官方认可的地位仅次于孔子的大儒。作为两汉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又对地方语言、风俗极有研究的扬雄，要在《蜀王本纪》中写下“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这样的文字，一定会有他的依据。我认为，扬雄的依据有二：一是中原学者早在扬雄之前就认为大禹是“西羌”人，“西羌”之地包括古蜀；二是虽然古蜀文献已经消失，但仍有一些信息证明大禹是蜀地羌人。三、中原学者在扬雄之前就提出“大禹出于西羌”大禹是蜀地羌人并不是《蜀王本纪》的“发明”，在扬雄之前的许多中原学者就认为大禹“出西羌”，“生石纽”，是蜀人。现在所能见到的古代文献，最早提到与大禹所在地域有关的是荀子。《荀子·大略》说：尧学于君畴，舜学于务成昭，禹学于西王国。最早提出大禹“出西羌”的是西汉陆贾的《新语·术事》：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绝，法合而度同。故圣贤与道合，愚者与祸同，怀德者应以福，挟恶者报以凶，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万世不易法，古今同纪纲。陆贾（约前240—前170）是西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他出生在秦始皇焚书之前，应该读过许多先秦典籍，所以经常在刘邦面前称引《诗》《书》等儒家典籍。刘邦讨厌儒生，对陆贾说：“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驳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11]又援引历史，以商周和秦朝的兴亡为例，向刘邦说明行仁义的重要性。刘邦听后面有惭色，便命陆贾著书论述秦亡汉兴、天下得失的道理，以资借鉴。陆贾遂著文十二篇，每奏一篇，刘邦都极力称赞，称其书为“新语”。陆贾在汉代首倡儒学，他针对汉初特定的时代和政治需要，以儒家为本，融汇黄老道家及法家思想，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为西汉前期的统治思想奠定了一个基本模式。他所说“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必有所本。李学勤先生说：“《新语》作于汉高祖时，《挟书令》尚未解除，所以‘大禹出于西羌’之说一定出于先秦。”[12]陆贾提到“大禹出于西羌”的这句话，不仅代表秦汉人的意见，应该还是百家争鸣时代的共识。正因为如此，在陆贾之后，汉代学者提到大禹，均以“大禹出于西羌”为共识。例如：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故禹兴于西羌”；韩婴《韩诗外传》：“禹学乎西王国”；桓宽《盐铁论·国病》：“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此外，由汉晋时期的一些学者转述的大禹“出西羌”之语，也值得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建树者、春秋战国时人子夏（孔子的大弟子卜商，约前507—前420年）、孟子（孟轲，约前390—前305年）都谈过大禹是何处人的问题。子夏说：“尧学乎尹寿，舜学乎务成跗，禹学乎西王国。”孟子说：“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子夏之语见于刘向《新序·杂事五》，孟子之语见于裴骃《史记集解·六国年表》。对刘向、裴骃的转述之语，该不该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又称孔孟之学。孔子之语主要见《论语》，孟子之语主要见《孟子》。但是，这两书并非全是孔子、孟子之语，多是他们与其他人的对话；由于古代文献主要靠竹简四川历史名人

抄写，存在不同的版本，近年出土的秦汉竹简书与现存文献相对比，就往往多出几句或少上几句，这是古籍在传播过程中经常发生的事；孔子、孟子还有许多言论，保存在其他典籍中。以孔子而言，诚如刘蔚华在为多达44万字的《孔子集语校补》之序中所说：研究孔子思想，人们一向把《论语》作为主要资料，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事实上，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绝非单由一部《论语》所能造成的，而是各种典籍中有关孔子思想言行的材料堆积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孔子而后，不载“夫子言行”的典籍，几乎是很少的。人们正是在这些记载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心目中的孔子形象。……要研究这一历史文化现象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不仅要依据《论语》，也需要收集、整理和研究《论语》以外各种典籍所记载的孔子言行的材料，以便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历史上孔子被“圣化”乃至被“神化”的过程。[13]刘向（公元前77—公元前6）是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在儒学作为经学而一统天下之后，他与刘歆是重新研究和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与学说，并强调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以改善儒学的重要人物。刘向对《管子》《晏子》《韩非子》《列子》夏

禹王像︵宋·马麟绘，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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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析》《关尹子》《子华子》以及《战国策》等著作进行了系统整理。《新序》是刘向撰写的一部以讽谏为政治目的的历史故事类编，是采集舜、禹以及汉代史实，分类编撰而成的一部书。他在书中讲子夏说过“禹学乎西王国”，应该是有所依据的。孟子说“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之语从文献学的角度说，虽然出现在扬雄的《蜀王本纪》之后，但仍然值得相信。南朝刘宋时的裴骃，是为《三国志》作注者裴松之的儿子。他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广为流传。但是史事错综，内容博杂，后世学者纷纷为之注疏。裴骃反复研究《史记》，将传统的经史注释方法与史注新法融合，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裨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所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他的《史记集解》八十卷，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且公认为不朽之作。在《史记集解》中，裴骃引用了晋代史家皇甫谧所说：“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皇甫谧（215—282）是三国西晋时期学者、医学家、史学家。他一生与流俗异趣，不趋炎附势，专一著述，其著之《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郡国志》《国都城记》等文史著作广采百纳，博据考稽，建树史学，对三皇五帝到曹魏数千年间的帝王世系及重要事件，作了较为详尽的整理，在史前史研究领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裴骃在引用皇甫谧“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后，特别强调“《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14]所谓“传”，应指《孟子》最早的古注，是表明大禹确在西羌地域出生。不过现存《孟子》里查不到这句话，只在《离娄》章讲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所以裴骃认为此语应是古本《孟子》中的文词。除以上文献资料外，还有一些中原学者在扬雄之前也认为大禹“出西羌”，“生石纽”。《竹书纪年·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己，出行，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既而吞神珠。修己背剖，而生禹于石纽。虎鼻大口，两耳参镂，首戴钩82018年·第3期

铃，胸有玉斗，足文履已，故名文命。长有圣德。长九尺九寸。”众所周知，《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亦称《汲冢纪年》，是于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被盗墓者所发现的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一说应为魏哀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于《竹书纪年》的今本、古本，史学界有很大争议，我们不能因为有争议就对其中的资料弃之不见。据《汉书·艺文志》《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正义》引韦昭语，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之弟子随巢子，著有《随巢子》六篇，今佚。《艺文类聚》卷六、《太平御览》卷五十一引《随巢子》有“禹产于䃂石，启生于石”之佚文。“䃂”，《说文》未载；《康熙字典》谓：“《广韵》《集韵》《韵会》《正韵》‘古本切，音衮。钟病声’。《周礼·春官·典同》‘高声䃂’。《注》‘钟形大上高，则声上藏，衮然旋如裹也。又石声’。《六书故》‘石从上辊下也’。”可见“䃂”字是个表音字。唐代诗人于鹄《早上凌霄第六峰入紫溪礼白鹤观祠》有“放石试浅深，䃂壁蛇鸟惊”句可印证。任乃强先生说：“古代羌语中，称万年积雪的山峰为昆。”[15]按任先生所见，“䃂石”是上古民族语言的音译，而现代羌语已经转为“贡”音，如贡嘎山，即雪山之义。所以，“䃂石”应该是西羌人所指高山上的特殊石头。可是，中原学者反复提到的“大禹出于西羌”的“西羌”在哪里呢？四、“西羌”包括“蜀”，证明大禹是蜀地羌人按学术界的观点，当西汉王朝建立时，进入中原的羌人已基本上融合于汉族之中，未进入中原的羌人除部分生活在陇西以外，大都散布于长城以西，特别是河湟地带，故称为“西羌”。　“西羌”在哪里？历史文献虽并没有确指，但应该包含有古蜀。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第一部对古代羌人进行详细记载的是《后汉书·西羌传》，其中就有岷江上游自古有羌人的信息。它说：“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爰剑被认为是生于春秋时期的西羌始祖，他的时代有“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而《新唐书·吐蕃列传》又说：“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从春秋时期到吐蕃建立政权的公元6世纪，虽然在时间上已历经千年，然而羌人“百有五十种”的名目仍旧能不增不减，可知羌人是相当繁盛的族类。这样繁盛的族类，他们的居住地，当然不仅仅是“河、湟”地带，还有“江、岷”地带。所谓“江、岷”，指的就是金沙江、岷江的上游地区。李学勤先生根据马长寿《氐与羌》所述而认为：“‘西羌的起源很早，河湟地区也很早就形成了西羌分布的中心。’他们在先秦时期即陆续向南方、向中原迁徙，‘例如大禹治水的时候，成汤建国的时候，武王伐纣的时候，幽王政变的时候，以及春秋时晋、楚争霸的时候，西羌以各种不同的名义多次向对方中原各地迁移。’羌人到石纽一带是很晚的，在禹的时期，这一地区并没有羌人。”[16]说“羌人到石纽一带是很晚的，在禹的时期，这一地区并没有羌人”这样的认识是欠妥的。诚然，西汉中期以后，有许多关于羌人进入岷江上游汶山郡故地的记载，但这并不等于说，岷江上游汶山郡故地早期没有羌人。《后汉书·西羌传》在追溯古羌人的活动范围时说：“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至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很明确，虽然赐支、河首是古羌人的活动中心，但汉时的蜀汉之地也不应是早期羌人的活动区域。任乃强先生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书中论证过，上古的环境条件与现在不同，植被良好，气候变化不像如今剧烈。羌区高原在上古是一块福地，偏寒不热，日照又多，没有什么毒蛇、瘟疫，而有水草可以放牧，盐泉可以利用，地势也并不怎样崎岖。总之岷江上游在古代是水草繁茂之地，非常适合人居和放牧。《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又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唯以麦为资，而宜畜牧。有旄牛，无角，一四川历史名人

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为毦。出名马。有灵羊，可疗毒。又有食药鹿，鹿麑有胎者，其肠中粪亦疗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轻毛毼鸡、牲牲。其人能作旄毡、班罽、青顿、毞毲、羊羧之属。特多杂药。地有咸土，煮以为盐。麡羊牛马，食之皆肥。”这段史料，详细罗列了岷江上游隆盛的畜牧业的各种主要产品，其中不少属于相当名贵的产品。于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岷江上游很早就是包括羌人在内的人类栖居地；从先秦时期到两汉时期，之所以有许多羌人迁于此，是因为这里早就有他们的历史和文化，又特别适合居住和放牧。尽管古蜀国的历史和文化都缺乏记载，但是，古蜀国的先民中有羌人——这在许多资料中是有反映的。《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按古代历史的记载，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以传说中的黄帝、炎帝为中华文明的始祖，“炎黄子孙”的自谓，也从此而来。《华阳国志》认为，古蜀国也起源于黄帝的子孙，属于古羌人的族系。据考证，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末期，黄河中游出现了从西北进入中原的炎、黄两大部落，他们都是羌人部落。《晋语·国语》记载：“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炎帝姓姜，黄帝姓姬，他们本为兄弟，经过长期的战争，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互相融合，共同组成“华夏民族”。据《史记·五帝本纪》载，“五帝”中的首位是黄帝，所以后人将黄帝称为华夏族的始祖。黄帝之后，最著名的部落领袖有尧、舜、禹等人。《华阳国志》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并非是常璩的“创造”，而是来源于中原学者的认识。由《世本》《孔子家语》《竹书纪年》《大戴礼记》这些中原学者撰写的书籍构成了远古时期的“帝王世系”：“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纍祖氏，产青阳及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黄帝生玄嚣，玄嚣生侨极，侨极生帝喾，帝喾生尧，……青阳即是少皞；昌意生高阳，是为帝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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颛顼，……颛顼母濁山氏之子，名昌仆，……颛顼生穷蝉，六世生舜，……颛顼六世而生禹，……”[17]概括起来就是：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颛顼……黄帝生玄嚣，玄嚣生侨极，侨极生帝喾，帝喾生尧……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禹。说到蜀之羌，就必须说到蜀之氐。关于氐、羌的源流，学术界公认，氐、羌同源异流，历史都非常古老，在甲骨文中已出现氐、羌和氐羌连称的记载。氐和羌原来是一个民族，都逐水草而居，后因其中一支逐渐改变了游牧习惯，而迁居到平原河谷经营农业，于是这支羌人被称作氐人。任乃强先生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中引用鱼豢《魏略·氐传》记载说：“魏晋人所谓氐，只是多种羌支民族居于蜀陇山谷间已倾向与汉族融合者之统称，并非他们自称为氐。”他还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氐者，居于低地之羌也。岷江、大渡河、金沙江诸河谷，比较羌族居住之高原地方低暖，宜于种植，而交通不便。地理既异，经济生活不同，民俗随之变化，形成新的支派。自武都之白马，汶山之冉駹，汉嘉之青衣，沈黎之笮，越巂之白狼，皆称曰氐。”段渝先生说：“氐、羌在今四川境内出现，可以追溯到夏商时代，这无论在文献还是考古资料中都有据可证。”[18]何光岳先生说：“羌人乃炎帝神农氏之裔，故姬姜世代通婚达三千年之久。商周时代，大部分分布于山西、河南、陕西的羌人已融入华夏族，而一部分羌人则退回到陇东，青海东部的泾、渭上游和洮河、大夏河、湟水、河曲一带，以及川北的阿坝地区、白龙江、嘉陵江、岷江上游广大地区，形成两汉时的羌族。”[19]前面说过，由于古蜀历史和文化的消失，面对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辉煌文物，我们知道了古蜀先民文化、科技的先进和发达；我们更想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一般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颇有关系，后者的主体居民可能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其族属为氐羌系。三星堆遗址的居民是由土著与多个外来民族融合而成的。段渝先生认为：“古蜀族的主体来源于岷江上游的氐羌系民族，即以所谓蚕丛、柏濩、鱼凫‘三代102018年·第3期

蜀王’为代表的三大族群。”[20]徐学书、罗开玉先生认为：“约当中原夏至西周初期，三星堆遗址的蜀先民在长达1200年的历史时期中，一直是同一个民族——发祥于川西平原西部的岷山山区的氐羌民族之一支；其间蜀国王权在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部落中的先后更替，不过是同一民族内部不同部落之间随着部落势力的强弱变化而产生的权力分配的转移。具体一点讲，三星堆遗址第二期文化段的居民为岷山山区东迁的氐羌蚕丛氏融合迁入地区的土著居民形成，其生活时代约当中原夏代前期。”[21]也就是说，在三星堆文化时期的4000年前，整个西南、西北地区的居民，最著名的是羌人。从甘肃河湟一带一直往南，到四川岷江上游，再到金沙江流域，基本上都是羌人的活动范围。既然蜀地在远古时期就属“西羌”，有羌人，大禹当然就可能是蜀地羌人。那么，作为两汉交替时期的学术大家扬雄，他在《蜀王本纪》中写下“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之文字，就应该是可信的史料。尤其是，扬雄本撰写有《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方言》所记载的都是古代不同地区的词汇，还掺杂少数当时少数民族的语言。《方言》不仅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对方言词汇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在世界语言学史上也是一部开辟语言研究的新领域，独创个人实际调查的语言研究的新方法的经典性著作。它与《尔雅》《释名》《说文解字》构成了我国古代最著名的三星堆青铜头像星堆青铜头像

辞书系统。《方言》这部书是扬雄在收集了周秦记录的方言资料和实际调查了当时方言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据记载，扬雄搜集整理资料的时间长达27年，才完成了这部书。27年啊！他要搜集“方言”，没有文字却历史悠久的岷江上游羌人地区必定是他需要调查的区域。他应该在那里得知“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无论是史事还是传说，他将其写入《蜀王本纪》是再正常不过的并值得肯定的事了。五、扬雄之后更多学者认同大禹是蜀地羌人自扬雄在《蜀王本纪》中写下“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后，关于大禹是蜀地羌人的认识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这其中，当然有许多蜀地学者。三国末西晋初人陈寿撰写的《三国志·蜀书·秦宓传》记载，有“益州学士”之称的秦宓在与夏侯纂、古朴、王普的谈话中说：“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济四渎，江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22]为《三国志》作注的南朝宋人裴松之在秦宓说“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处作了如下注引：《帝王世纪》曰：鲧纳有莘氏女曰志，是为脩己。上山行，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臆圮胸折，而生禹于石纽。谯周《蜀本纪》曰：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见《世帝纪》。[23]秦宓、谯周是三国时期的蜀地学者，而裴松之、《帝王世纪》作者皇甫谧则是中原学者。东晋人、《华阳国志》的撰写者、蜀地学者常璩在《蜀志》最后仿“太史公曰”的总结，有如下一段话：撰曰：蜀之为邦，则天文，井络辉其上；地理，则岷嶓镇其域；五岳，则华山表其阳；四渎，则汶江出其徼。故上圣，则大禹生其乡；媾姻，则黄帝婚其女。[24]在《华阳国志·蜀志》的“汶山郡”中，常璩写道：郡西百里。有石纽乡，禹所生也。夷人共营其四川历史名人

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神灵祐之。[25]这说明，蜀地学者确实是认同大禹是蜀地羌人的。不过，具有这种认识的不仅是蜀地学者，还有中原学者或者其他地域的学者。《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记载：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壮未孳。嬉于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胁而产高密。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吴越春秋》的作者是东汉著名学者范晔。赵晔（？—约83），字长君，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赵晔著有《吴越春秋》《韩诗谱》《诗细历神渊》《诗道微》等。史载蔡邕至会稽，读到《诗细历神渊》，大为感叹，认为比《论衡》要强得多。他回到京师洛阳后，开始传授《诗细历神渊》，当时的学者都向他学习。赵晔的著述后来都已失传，今仅存《吴越春秋》一种。赵晔很可能是搜集到了类似于《越绝书》这样的关于越国君王支系后裔流传的史料，并因此撰写出《吴越春秋》。该书糅合正史、稗史、民间传说等资料，虽非正史，却可补遗缺；所以后人注释《史记》《文选》《水经》等书时，引用了该书不少记载。《吴越春秋》中特别重要的是《越王无余外传》，这是司马迁撰写《史记》时都不知晓的宝贵史料（虽说残存、零星），应该是越国君王支系后裔流传保存下来的有关他们先祖的重要谱系和史话，其中就包括有开创夏王朝的“有夏氏”形成、产生的由来。尤其重要的是，赵晔在世比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只晚60余年。在那个信息并不发达的时代，他说大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这句话是否受扬雄的影响，或者是他搜集到的越国君王支系后裔流传的史料——这是可以讨论的。在赵晔之后，中原学者关于大禹是蜀地羌人的记载可以说是举不胜举。如前举《帝王世纪》记载说，禹乃姒姓，“长于西羌，西羌人也”；“六月六日生于石纽”；“（广柔）县有石纽邑”。北魏晚期的郦道元著有《水经注》，其“沫水·广柔县”条下说：“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唐人张守节撰《史记正义》，其《六国年表》“正义”则说：“禹生于茂州汶川县，本冉駹国，皆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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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14年版，第70页。禹穴（在北川县禹里镇禹穴沟）

西羌。”唐人李吉甫编撰的中国唐代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亦记载：“禹，汶山广柔县人，生刳儿坪。”北宋人欧阳忞编撰的地理学著作《舆地广记》也记载：“（石泉）隋汶川县地，属汶山县。唐贞观八年析置石泉县，属茂州，皇朝熙宁九年来属。有石纽山，禹之所生也。”南宋祝穆编撰的地理类书籍《方舆胜览》的记载则更为干脆：“禹生于石纽。”南宋罗泌所撰《路史》（记述上古以来有关历史、地理、风俗、氏族等方面的传说和史事）记载道：鲧，高阳氏孙，字熙，汶山广柔人也。“鲧纳有莘氏曰志，是为修己，年壮不字，获若后于石纽，服媚之而遂孕，岁有二月，以六月六日屠疈而生禹于僰道之石纽乡，所谓刳儿坪者。长于西羌，西夷之人也。”南宋人王象之撰《舆地纪胜》进而指出：“岷山在西北，俗谓之铁豹岭。禹之导江，发迹于此。”南宋人徐天祐注《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得更具体：“（石纽）在茂州石泉县。其地有禹庙，郡人相传，禹以六月六日生此。《元和郡县志》：禹，汶山广柔人，生于石纽村。《水经注》：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广柔，即今石泉军。”……这样多的中原学者，异口同声地皆言大禹是蜀地羌人，不会都受扬雄或蜀中学者的影响。笔者认为，包括中原学者在内的学术界对大禹是蜀地羌人的认同是有充分依据的。这一认同的产生决不可以用“羌族对大禹的认同及对华夏文化的攀附心理”来解释。注释：[1]李健、武刚：《早期羌史研究》，人民出版122018年·第3期

[2][8]（汉）扬雄撰、（明）郑朴辑《蜀王本纪》，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第1册，巴蜀书社1993年版。[3][4]《汉书》卷八十九《文翁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688页，第26页。[5][9][10][24][25]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页，第119页，第118页，第216—217页，第190页。[6]蒙默、刘琳：《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年版，第106页。[7]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十二《序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23页。[11]《汉书》卷四十三《陆贾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630页。[12][16]李学勤：《禹生石纽说的历史背景》，载《大禹及夏文化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201页，第203页。[13]刘蔚华：《孔子集语校补》之《序》，齐鲁书社1998年版。[14]《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37页。[15]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17]《世本八种》，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18]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页。[19]何光岳：《氐羌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197页。[20]段渝：《成都通史》“概述”之三“先秦时期成都平原的主要居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21]徐学书、罗开玉：《三星堆先民的族属》，载《三星堆文化》第二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22]《三国志》卷三十八《秦宓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23页。[23]《三国志》卷三十八《秦宓传》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23—724页。作者：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