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两弹一星”成功之谜
作者：暂无
来源：《读报参考》 2021年第21期
一直到1990年代末，对世人来说，中国的“两弹一星”是怎样成功的仍然是一个谜。那时，距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已经30多年了。但由于各种原因，那些为国家作出过卓越贡献的科技专家仍然默默无闻，鲜为人知。1999年5月5日，原中科院党组兼副院长、国务委员张劲夫发表了长文《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响。党经过研究，于1999年9月18日隆重召开表彰大会，授予23位科技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不久，一大批反映“两弹一星”研制历程的史料陆续问世。
他们为什么纷纷冲破重重阻挠回国效力
1999年9月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技专家中，有21位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他们不但亲眼目睹了新旧社会制度的天壤之别，而且也亲眼目睹了欧美资本制度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明显不同，因而认定只有在中国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有光明的未来。因此，他们纷纷放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冲破境外敌对势力的重重阻挠，毅然回国效力。
第一个回到新中国的是彭桓武，这位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从爱尔兰起程回国的时候说：“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倒需要理由。”多年后，他在总结“两弹一星”成功的经验时说道：“新中国，工农兵一起协力，集中全国力量搞核武器。靠出国不行，靠学人家也不行，要自己干出来。旧中国搞不成，只有新中国，依靠全国同心协力，核武器才搞成功。”
彭桓武回国后不久，就受到同在欧洲留学时交往甚密的钱三强的邀请，一起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钱三强，1947年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并获法兰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1948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后来他回忆：“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不平凡的年头。我有幸亲身经历了那些不平凡的日子。按当时的感觉，周围的一切似乎在一霎那之间都发生了变化。变化之大和突然，简直让非身临其境者无法确信。”
北平和平两个月，钱三强就被邀请参加代表团去巴黎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他想利用这个机会，请他的老师、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居里先生帮助订购一些原子核科学研究的必要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他抱着试一下的心理，向组团的联系人提出了他的想法。令他兴奋的是，在清查了国库后，在极其有限的外汇中，挤出所需的外汇。“此时此刻，我心如潮涌，眼前一片模糊……”他想到回国后，为了发展核物理研究，他找过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找过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但是“几经碰壁，希望成为泡影。我苦思着，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落后挨打，遭蹂躏、受侵略，能够简单归咎于经济穷困，没有能力发展事业吗？能够说是中国缺乏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智力低下吗？自然不是。造成这种历史屈辱的根蒂，在于历代当政者愚昧、、！”“而眼下这些新的当政者，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尽管五万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1950年5月，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10月，美国归来的邓稼先加入了研究所。邓稼先在美国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那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凭着对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形势的敏感，在拿到博士学位的第9天，他就迅速离开美国回国。
回到祖国，邓稼先从广州乘火车北上。在行程几千里中，他大部分时间是靠在车窗前，两眼凝视向后飞过的田野。尽管旧中国破烂贫穷的景象还不时映入他的眼帘，但他敏锐地发现，
正在劳作的农民的脸上已经有了“心花怒放”的表情。在短暂的沉思过后，他顿然明白了——搬掉三座大山的新中国人民所迸发出来的热情是一种伟力，他感觉到自己内心被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所鼓舞。1956年4月，邓稼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党。
1958年7月的一天，钱三强找邓稼先谈话，要调他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由于工作保密，必须隐名埋姓，长期离家。这时，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那一夜，他们夫妻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说：“我要调动工作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为它死了也值得。”
邓稼先离开美国不久，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美国完全禁止在美的中国学者归国。直到1955年，中美日内瓦会谈达成交换平民的协议之后，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学者才得以回到祖国。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在登船离开美国时，面对团团围住他的记者说道：“我非常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当局刻意地延误了回祖国的时间，其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将来，我要竭尽努力，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们的同胞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先后在欧美和苏联留学和访学的王淦昌，在一次全球华人物理学家联谊会上，回答昔日的学生李政道的问题时说道：“新中国成立了，在中国党的领导下，才能做我想做的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尽自己一份力量。”
“两弹一星”为什么能在艰辛探索道路上屡创佳绩
尽管党领导全国人民在1949年至1976年取得了历史性巨大成就，但在艰辛探索中历经了严重曲折。《中国党的九十年》（以下简称《九十年》）一书在“党在1949年至1976年取得的历史性巨大成就”一节中指出：“党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主要是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尤其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时期，曾经犯过严重错误，但是从总体上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个巨大成就最为辉煌的无疑是“两弹一星”的成功。
回顾“两弹一星”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无论在“大跃进”还是在“”，“两弹一星”都能屡创佳绩。究其原因，首先是党的坚强领导，而“两弹一星”的队伍又能最大限度地从党的初心和使命角度来领会党、的各项指示，善于把以身许国的精神和科技强国的科学态度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治上的优势，脚踏实地地落实到本职工作中，因而能不断取得显著成绩。
关于“大跃进”，曾指出：“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 但是这个时期，“两弹一星”的科技专家们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呢？由邓稼先的夫人和子女所著的《邓稼先传》有这样的叙述，1958年“大跃进”，“曾因过度膨胀而带来了违背客观规律的失误，但在另一方面却也激发人们拼命去取得一些超乎寻常的结果，包括核武器研制工作这样的成就，冷静地说，也是得益于它的鼓舞”。
与钱三强莫逆之交70余载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在他的自传《七彩的分光》中写道：“此时又遇‘大跃进’高潮，所里的干劲冲天，团结协作精神非常好，一有问题八方支援。”“1958年那一年，我们长春光机所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技术攻关，搞出了一批当时在国内领先的科技成果，立刻在全国科技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人民日报》以头版篇幅刊登了长春光机所的突出成就。”“可以说，长春光机所是在全国放了一颗科技卫星。”“我们这颗科技卫星经过后来的反浮夸风运动的检验，被证实是切实可靠的。”
三年困难时期，1961年7月，在北戴河国防工业会议上，关于“两弹”是否“下马”，引起激烈争议。聂荣臻后来回忆：“在接到同志的指示后，我立即召集正在北戴
河参加会议的国防科委、导弹研究院、二机部的同志进行研究，分析了当时我国尖端技术的基本状况，我们的国防尖端技术在1958年以前还是一片空白，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可是到1961年，仅仅3年的时间，已经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在列举了导弹、原子弹及其配套工程和队伍建设一系列成绩后说道：“总之，大家觉得我国的国防尖端技术，只要坚持攻关，加上、措施得当，争取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得到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经过讨论分析，到会的同志对坚持攻关都充满了信心。当我们说明了这些基本情况以后，参加国防工业会议的同志很受鼓舞，也大多表示要上，决心配合科研部门一起攻关。”
从1958年开始的“两弹一星”工程，几乎每年都有新的显著成就问世。值得一提的是，与此同时，也加快了整个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聂荣臻指出：“1965年4月到7月，我们作了一次全面检查。五六年来，我国试制成功的新型金属材料、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新型化工材料共1.28万多项。品种上可以满足导弹、原子弹、航空、舰艇、无线电方面科研和生产需要的90%以上。许多过去靠进口的新型材料，基本上能够自己解决了……初步建立了立足我国资源条件和使用条件的合金钢系列……”
2009年第43期的《中国经济周刊》刊登了《孙家栋、聂力、陈知建讲述钱学森往事——“两弹一星”的那些日子》的报道。报道指出：“‘两弹一星’凝聚了无数人的心血，但其中有一个人居功至伟——这就是被誉为‘航天之父’‘导弹之父’的钱学森。”“两弹是什么？人们通常认为是原子弹和氢弹，而其实是导弹和原子弹。导弹在前，原子弹在后。中国‘两弹一星’的启动是在钱学森回国之后。” “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直属国防部，任命聂荣臻为主任，钱学森等为委员；不久，又决定，由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组建导弹管理局（国防部五局）和导弹研究院（国防部五院，钱学森为第一任院长）。”“在1960年11月5日，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终于成功发射，结束了中国没有导弹武器的历史。19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聂荣臻被誉为是新中国的“科技主帅”。在“大跃进”期间，针对一些科技人员头脑发热的情况，钱学森认为，科学和热情毕竟是两回事，不能同意那些不切实际的观点和做法。聂荣臻召集五院领导谈话，终于使大家能正确处理干劲与科学态度的关系。这样，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五院掀起了正确的“大跃进”的热潮，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九十年》指出：“‘文化大’十年中，在努力排除造成的严重干扰的情况下，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重大成就。”“国防科技业绩显著，民用科技也有突破。在导弹核武器方面，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成功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1967年6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9月首次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1971年8月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完成系泊试验，1974年4月完成试航任务。国防尖端技术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增强了我国的国防战略防御能力。在航天技术方面，1970年4月我国成功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标志着中国在宇宙航天技术方面取得历史性的突破。1971年9月，洲际火箭首次飞行试验成功。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于1975年11月发成功。”
《钱学森传》一书写道：“为了维护国家正常的运转，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的决定》时，身为总理的周恩来，力争要写上保护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亲自列了一份保护名单，里面就有钱学森。之后，也亲笔把一份重要材料批给钱学森看，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保护着钱学森。”“也就可以理解，在‘文化大’中，当工农业生产都受到严重影响时，为什么国防科技战线还能基本正常地运转，并取得了原子弹、导弹核武器、氢弹、人造地球卫星等一系列重要科技成果。”
《九十年》指出：“这些建设成就决不是‘文化大’带来的成果，而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排除干扰、共同奋斗的结果。在社会严重的局面下，他们一直以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守岗位，克服困难，排除干扰，辛勤劳作，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多
作贡献。这些多方面的成就，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显示了人民群众在中国党领导下，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长期凝聚形成的巨大力量。”
（摘自《党史博采》胡新民）
